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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
2012-10-30 15:09:06  作者:  來自:   字體大小:【】 【】 【
用1990—2009年全國層面不同類型工業行業的結構數據,分別選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作為解釋變量,綜合采用一系列時間序列處理方法,系統考察了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不同密集型行業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
用1990—2009年全國層面不同類型工業行業的結構數據,分別選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作為解釋變量,綜合采用一系列時間序列處理方法,系統考察了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不同密集型行業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對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則具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實際有效匯率對三類行業結構的影響顯著大于義有效匯率的影響。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行業結構;實證研究
  作者簡介:李利,湖南大學博士研究生,湖南商學院講師(湖南長沙410205)
  一、引言
  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方面,國內外存在較大差異。國外方面,直接對匯率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極少,與此相關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類是匯率的價格傳遞研究,此類研究側重于分析匯率變動對國內整體價格或者不同部門價格的影響,代表性的有,Obstfeld and Rogoff(1995)Taylor(2001)、Barhoumi(2005)等,大部分研究支持不完全的匯率傳遞效應機制;另一類則是對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的檢驗,此類研究主要考察新興經濟體內部貿易與非貿易部門生產率、價格水平與實際匯率的關系,代表性的研究有Bergstrand(1991),Asea and Mendoza(1994)、Halpem and Wyplosz(2001)等的研究,絕大部分表明,此種效應在新興經濟體不同程度地存在。
  國內學者在匯率對產業結構影響方面研究較多。理論研究方面,王慧、劉宇和姜波克(2008)、曹垂龍(2009)等從人民幣升值對國內資源配置的影響的角度分析考察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他們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整體上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改造升級。實證檢驗方面,陳雙和任子俊、盧萬青和袁申國(2009)、王文斌(2009)、黃先軍和曹家和(2011)等則基于三產結構和各類匯率指標,實證檢驗了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由于指標和研究數據的不同,研究結論存在一定差異;但大部分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
  在匯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方面,以往文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研究,但也存在一定缺憾:第一,研究對象上,通常選擇較為宏觀的三次產業結構,但是匯率對三次產業內部的行業結構,尤其是匯率對工業行業結構影響的研究尚無人涉及;第二,匯率指標選取上,以往研究通常根據研究目的,選取名義匯率或者有效匯率等單一匯率指標,基于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的綜合考察比較少見;第三,研究方法上,雖然時間序列的實證方法為眾多研究所采用,但系統地采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等眾多實證分析手段的研究也不多見。
  鑒于此,本文以1990—2009年全國層面的工業行業作為研究對象,綜合選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作為匯率指標,系統采用一系列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對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工業行業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業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以求更加深入地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行業結構、數據說明和研究方法
  研究匯率與不同要素密集度工業行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首先需要對本文考察的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工業行業進行界定。本文借鑒王岳平和榮巖在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研究中的分類方法,將我國1990—2009年36個工業行業按照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分類①。
  對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結構的衡量,本文分別選用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業總產值、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工業總產值、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工業總產值與全部36個工業行業當年的工業總產值的比值指標,分別用L、C、T表示。之所以選用比重指標,因為它更加直觀地反映了各個行業在工業行業中的地位;而選擇工業總產值的原因,則是因為它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各行業對整個經濟資源的支配狀況(數據主要來自1991—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部分年份的數據來自《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普查年鑒》)。對于人民幣匯率指標,考慮到中國對外貿易伙伴日益多元化,選用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來表征;而且,本文同時選擇了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分別用PEER和NEER表示,以求較為全面的考察匯率的影響(人民幣的匯率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國際金融數據庫(IFS),且有效匯率數據以1990年作為基期)。
  三、實證結果和分析
  1 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由表1可知,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經過一階差分處理變量的ADF檢驗統計量均大于麥金農(Mackin—non)臨界值。
  2 協整關系分析
  本文選用Johansen多變量極大似然估計法作為判定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的依據;滯后項的確定依據AIC。和SC準則,最優滯后階數確定為滯后2階。
  由表2的協整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與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技術密集型行業比重存在協整關系;同時,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也與勞動密集型行業比重、資本密集型行業比重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比重也在5%置信水平之上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根據協整檢驗結果,對存在協整關系的變量建立相應的回歸方程,并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OLS),得到相應的協整方程式如下:
  注:各方程下( )內為回歸系數的t值,括號*、**表示t統計量在5%和1%的置信水平顯著。
  由回歸方程式1—6可知:(1)從匯率對不同密集度行業結構的影響方向來看,人民幣匯率上升對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影響為正,表明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兩類行業的發展。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則相反,無論是名義有效匯率還是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均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說明人民幣升值將一定程度抑制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2)從實際有效匯率和名義有效匯率影響的差異來看:對于三類行業中的任何一個行業而言,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都比名義有效匯率更加顯著。表明,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更好地反映了人民幣對外幣值的變化,能夠更加深刻地改變國內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的發展環境,從而對行業結構產生影響。(3)從匯率對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的影響強度來看,單位人民幣匯率變化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對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最小。對于中國的工業行業部門而言,無論是從貿易角度來看,還是從投資角度來看,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行業部門與外部經濟的聯系緊密程度要均顯著高于技術密集型行業,此種差異符合中國工業行業的現實發展狀況。而另一方面,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強度大于勞動密集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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