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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與隱患:懸浮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
2012-10-31 23:15:41  作者:  來自:   字體大小:【】 【】 【
浮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農民工既是經濟建設的功臣,也是社會的一大隱患。雖在城市工作,但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均不能融入城鄉社會,懸浮于城鄉之間,建設一個厚重的基層底盤,使農民工安全著陸,直接關系到整個社...
浮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農民工既是經濟建設的功臣,也是社會的一大隱患。雖在城市工作,但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均不能融入城鄉社會,懸浮于城鄉之間,建設一個厚重的基層底盤,使農民工安全著陸,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能否在穩定中轉型,是亟待要決的大問題。
  〔關鍵詞〕農民工;懸浮;安全著陸
  〔中圖分類號〕 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89(2011)01-0073-05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呈現出的發展奇跡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數以億計的農民懷著極大的創業精神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練就了一支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把年度人物的第三名授予了中國農民工,原因是他們拯救了世界金融危機。這個殊榮是名符其實的,意義是世界性的。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美國人并沒有按我國的約定叫法稱“農民工”,而是把他們叫做“產業工人”。《時代》周刊給予中國農民工這么高的榮譽,是當之無愧的。我國經濟增長70%靠出口拉動,出口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工低廉的工資,而且不懂維權。[1]而在現實社會中,農民工卻成了社會“兩棲人”,處于進不來(城市)回不去(農村)的懸浮之中。農民工的工作、教育、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幾乎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成反比,給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帶來很大隱患。就此而言,農民工能否安全著陸,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穩定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否則將成為社會隱患,因為 “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他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2](266)農民工穩,農村就穩;農村穩,中國也就穩了。
  一、城市夢的追尋 :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特性
  從1949年至1978年,中國農村社會日益被邊緣化,新政權在以其強大的意識形態滲入到鄉村社會的各個角落,將其建構成為一個同質性的政治空間的同時,又實行嚴格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即戶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導致形成了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1978年,中國開始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社會急劇轉型,社會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最為突出的是階層內分化。其中農民階層的分化速度最快、規模最大、范圍最廣,主要表現在職業分化(離土)和地域分化(離鄉)兩個方面。改革前農民集中在農村,居住在農村,而當今的農民很多人是戶籍在農村,生活在城市,從事非農行業,成了受歧視的農民工。有學者將此變化改為由“二元結構”向“三元結構”的轉變,即在城鄉“二元”之外加上了“農民工”這新的一元。[3]
  (一)農民工的界定
  任何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必然經歷一個產業結構和城市結構的轉換,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農村人口向城市人的轉換過程。農民工便是這一轉型的產物。他們是一群“無法定位的邊緣人……,外國人也許永遠搞不清楚,‘農民工’這樣一個相互矛盾的名詞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實上這個名詞是一種社會身份和職業的結合——其中,‘農民’標明的是他們的身份,‘工’則表明他們的職業。”[4](322)因此,農民工是個矛盾的綜合概念,但恰恰是這個矛盾的概念,卻真實的反映了農民工“似農非農,似工非工”的特征和尷尬處境。[5]
  (二)農民工的特性
  19世紀末,英國學者霍華德曾按照城鄉一體化的原則設計了著名的“田園城市方案”。他把城市比作‘磁鐵’,把人喻做磁針,斷言,“城市和鄉村必須成婚,這種愉快的結合將迸發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6](9)然而在現實中,無論是現代化的早發國家還是后發國家,其城鄉關系的演變都沒有霍華德想象的那樣簡單和浪漫。尤其是現代化后發國家,由于其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結構”使得城鄉分治到城鄉一體化的演變邏輯,并不是簡單的從傳統到現代的單向推進與置換,而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雙向交切、互滲與博弈的過程。對于游走于城鄉之間的中國農民工來說,又具有新的特性。早期發展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化路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從遷出地轉移出去,二是這遷出的勞動力在遷入地居住下來,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意味著同時完成了上述兩個過程。而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面臨的實際恰恰是他們遷移出去后并不預期能夠在遷入地長期居住下去,它是一個既有流出又有流回的過程。”[7]這就使得轉型期間中國農民具有雙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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